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的体验。我举KDDI的例子，这是一开头就讲到的、继京瓷之后我经营的另一家公司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，国营通信企业电电公社一直垄断日本市场，通信费用与各国的水准相比高得离谱。信息社会即将到来，而世界第一昂贵的通信费用是一大障碍，民众感到困扰，正当我为此担心时，政府的方针发生了变化，一方面要将电电公社民营化；另一方面允许有新的企业介入通信事业。电电公社民营化后成为NTT，再有新企业介入，只要展开正当的竞争，通信费用一定会降低。我希望有优秀的企业早日报名参与。

但是，将近一个世纪作为官办企业运行的NTT实在太强大了。所有的企业全都按兵不动，与NTT对抗的风险巨大，大家全都裹足不前，不肯举手。如果没有新企业介入，NTT垄断的体制就将继续，通信费用就不会下降。虽然对于通信事业我几乎一无所知，但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以京瓷为核心，创建第二电电，介入通信事业。

当时的京瓷不过是销售额2500亿日元的地方性中坚企业，这样的企业居然表示要到首都东京去参与国家性规模的工程，有人讽刺我“不自量力”。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“为社会，为世人”所绝对必需的，我欲罢不能，毅然报名参与。

其实，在我正式报名前的六个月里，每晚临睡前，我都反复地自问自答：“你创立第二电电公司，参与通信事业，你的动机是善的吗？其中没有夹杂私心吗？你不是想出风头吧？不是想赚钱吧？”这些问题再加进“动机至善、私心了无”这句话，我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，不断严厉地逼问自己。回家时不管多么疲倦，即使宴会饮酒后回到家，一晚都不缺，我反复地扪心自问。经过半年的自问自答，我终于认定：“我的动机纯粹，没有任何私心。日本将迎来信息社会，要降低国民负担的通信费用，仅此一心而已。”这样我才正式举手报名。

随后，紧跟京瓷，以当时的国铁为中心的日本TELECOM公司也举手参与。国铁本来就有铁路通信的组织，要建设长途通信干线，只要沿铁路干线一侧铺设光缆，很简单就能完成。还有一家，以当时的建设厅和道路公团为中心的企业集团也报名参加。它也只要顺着高速公路沿线铺设光缆，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长途通信的基础设施。它打出“日本高速通信公司”的旗号。

与它们相比，第二电电没有任何基础设施。我们之所以举手，凭的仅是纯粹的动机。第二电电不得已只能构筑无线通信网络，在一个接一个的山峰上架设抛物面天线，用无线中转来建设通信干线。当其他两家公司分别沿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铺设光缆的时候，我们第二电电的员工饱含热泪、拼命工作，在没有道路的山顶上设置抛物面天线，构建通信网络。

当时的报纸杂志大肆宣传“胜负已定”，它们预测第二电电很快就将败退。但是，一旦通信服务揭开序幕，以前评价最低的第二电电成绩名列第一。其原因无非是，“为民众降低通信费用”这一设立公司的大义名分，不仅引起了干部和员工内心的共鸣，促使他们忘我工作，还获得了客户、交易对象、代理店以及当时日本社会一致的认同和支持。

现在，当初的通信事业新准入企业中，只剩第二电电化身KDDI继续存在，销售额高达3.5万亿日元，利润高达4400亿日元，成为值得自豪的日本第二大通信运营商，而且前途无量，兴旺发达，正在继续成长发展。

有完备的基础设施，有优秀的专业干部，还有充裕的资金，条件优越的大企业，连他们也觉得“太难”，犹豫不决而不敢贸然介入的事业，京瓷这样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企业，把“为社会，为世人”这种纯粹的动机提升到“信念”的高度，果断参与。而且许多人都认为“京瓷很快会失败”，在这种议论声中京瓷获得了成功。我认为这个事实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“真理”。

这个真理就是，在纯粹的、高尚的思想里秘藏着巨大的力量。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哲学家詹姆斯·艾伦这样说：“心地肮脏的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涉足的领域，心灵纯洁的人随意踏入就轻易获胜，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。原因是，心灵纯洁的人总是气定神闲，他们总是以更为明确、更强有力的目的和意识来引导自己能量发挥的方向。”

读詹姆斯·艾伦这段话，回顾第二电电创业至今的路程，我深深地感到，正是基于这种纯粹的思想，我们才会成功，才能持续地繁荣兴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