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断基准不拘泥于常识

常识往往强有力地支配着人心，关于这一点，我想以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实例说明。

过去“票据贴现押金存款（担保存款）”非常普遍。在1959年京瓷创立之初，每当在银行贴现支票时，理所当然地都要被强制存进一定比例的“票据贴现押金存款”，这是因为银行贴现票据时如果遭拒付，银行不会承担风险，公司必须自己承担拒付支票。但是，银行又担心我们不依约买回拒付票据，作为担保，就强制性采用“票据贴现押金存款”。

这种做法是为了预防银行风险，这点可以理解。但这种强制存款随贴现票据越积越多，哪怕超过了票据的贴现余额，仍要继续强制存款。当公司内部讨论银行要求提高强制存款比例时，我提出这种强制存款的做法难以接受。但以财务人员为首，周围的人都笑我，强制存款是常识，我说它不对，是极端的“非常识”，没有人把我的意见当回事。

但不久后，这种票据贴现押金的强制存款和担保存款都被废止了，因为它遭到批评，被认为是银行为提高自身收益的不公正举措。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自信：“无论是什么常识，道理上不对的事，最终世人还是会明白并承认它的不对。”

如这里所写，过去流行票据贴现押金的强制存款和担保存款。因为是专业性太强的用词，所以同学们难以理解，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

日常生活中购物时的支付方法，最普通的是现金支付。在做生意时一般都用期票。所谓期票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几个月以后的某月某日，多少钱，通过哪个银行支付，这样一种承诺。

京瓷也是这样。产品卖出去后，在回收资金时不是收现金，而是拿到三个月后的期票。制造产品需要用的材料费和员工工资要用现金支付，需要用钱。但是，产品在交货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货款，在这期间现金可能青黄不接。于是，就把期票拿到银行，告诉银行“我们把产品卖给了这家公司，拿到期票，约定三个月以后用现金支付，请将此贴现”，请银行贴现期票。

银行见到期票，就会说“不错，开出这张票据的企业是有信用的，就成交吧，但贴现期票要减去这三个月的利息”，于是就贴现期票，把扣去利息后的现金支付给我们。同时，比如要贴现100万日元的期票，过去银行就会说“请存款10万日元”，这被称为“票据贴现押金”。万一100万日元无法回收时，因为有这个一成即10万日元存款，所以可以将风险对冲。

比如，每个月都拿去三个月满期的100万日元期票，请银行贴现。那么期票每个月都增加，但因为三个月后银行就能回收款项，因此向银行“借”款的余额最多就是300万日元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每个月存10万日元的“票据贴现押金”，三个月就达到30万日元。持续下去，押金总额不久就会超过300万日元。为此，京瓷内部过去曾有过如下的争论。

因为财会人员说：“票据贴现要存押金。”我就说：“请等一等，现在押金一直在存吧，一次也没有用来抵冲吧。”回答：“是。”我又问：“那押金金额已有多少？”回答：“300万日元”。又问：“现在我们拿到银行要求贴现的期票余额是多少？”答：“300万日元。”于是我说：“那样的话，已经100%担保了，不需要继续存贴现押金了，已经足够了。”但财会人员说：“不，一次请银行贴现100万日元，还必须存进10万日元。”我问：“那今后每次还要存10万日元吗？”答：“是的。”

这样下去的话，如果一年中再存100万日元，就变成了400万日元，再积一年的话，就成了500万日元。银行只“贷”出300万日元，却要企业存500万日元的担保押金，这不是蛮不讲理吗？我这么一说，财会人员就犯愁了：“跟银行打交道，押金是必要的，这是常识。如果发表相反的意见，引起银行不满，今后需要银行帮忙时，它们就会刻意刁难，不肯贷款。

这一点如果社长不能理解的话，我们就为难了。”

我考虑的是：“贴现押金是银行怕贷款无法回收，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措施，因此，既然100%担保了，就没有必要再增加了。”但在当时，“如果银行坚持这么做的话，也没办法”，虽然对此有疑义，但我仍然认可了继续存入押金。

此后不久，当时的大藏省向各银行发出通知：“银行要求中小企业存入贴现押金是蛮横行为，岂有此理！”看到这份通知，我如立奇功，大喜过望。“你瞧！不对的事情毕竟是不对的！”我还特地对财会人员说了这话。

我之所以能够断言“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”，是因为我立足于原理原则，从逻辑上思考事物的结果。对理工科人员来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思维方式。在同学们中间，学习科技，有人将来可能创建公司当经营者，或者当工薪族，逐渐成长，当上社长或董事。站到这种立场上，自己专业之外的会计也必须学习理解。到那时，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完全没有必要加以改变，以追究本质的姿态思考问题是非常必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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